從「正義」轉向為「義務和責任」

蔣興儀／2010

在討論廢除死刑與否的議題時，同學們分成兩邊，持著各自的立場相互進行辯論。其中一位站在廢除死刑立場的同學，為他的立場提出許多強而有力的說詞。然而，在整個辯論結束之後，這位同學卻私下問我：「老師，為什麼不可以以暴制暴？」對於「死刑是以暴制暴」這個他從頭反對到尾的主張，他卻問了「為什麼不可以？」是相當令人感到奇怪的。

我最初的想法是，這個同學所受的道德教育非常良好，使得他把「不可以以暴制暴」這樣的律令深深烙印在心裡，但是卻不知道以暴制暴的問題何在。只知其然，不知其所以然。但是，更深入去想，我便否定了自己的這個想法。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，如果要我們這些經常討論倫理學議題的老師一下子回答出這個問題，對我們也是有相當困難程度的。

因此，我認為這個同學不是不知原由，而是他碰觸到了倫理學的核心，對於一般人所謂的正義、秩序、公理等概念，產生了疑惑。這種疑惑是根本性的，例如：難道，我們的法律不正是顯示了用公權力來進行懲罰的正當性嗎？我們所謂的正義，不正是某種形式的「以暴制暴」嗎？當我嘗試從這個方向來設想這位同學所提出的問題時，便赫然發覺，這個問題竟是如此地艱難、深刻與豐富。

1. 不該從「自由人」縮減為「自然人」

心理學常常從人的本能出發，舉出人在遇到危險時的兩種立即反應：戰或逃。當我面對巨大威脅時，為了自我保護，我要嘛拔腿就跑，要嘛回身反擊。在這種情況下的反擊，就是一般所說的正當防衛，正當防衛不是暴力。但是，「以暴制暴」就不同了。當犯罪者已然束手就縛，等待制裁時，我們不是基於被動緊迫的自我保護立場，而是基於主動的裁判處理立場。此時，我們有機會有時間冷靜地深思熟慮，但是，我們卻採取了和正當防衛同樣的本能反應，對他進行反擊，這就成為了暴力。在我們可以有自由選擇的機會時，我們寧可放棄自由選擇的意志，僅僅依憑本能來行事，這意味著甚麼？

哲學家康德(Kant, I.)在談論倫理學時說：人是「有限的理性存有者」(finite rational being)，這個概念包含了人的雙重面向。第一，人是「有限的存有者」：人也不過就是動物之一，跟動物一樣會死，跟動物一樣受限於感官的直接反應。第二，人是「理性的存有者」：人可以超出他自身的動物性，具有思考、判斷、抉擇等能力。當我擺脫了我自身之中的動物性，能依據理性思考而做出一個道德選擇的時候，我就是自由的，我從動物般的「自然人」狀態，變成為「自由人」。我不再依附於自然的本性，我超出了感官限制，雖然我的身體仍然是有限的，但我的心靈卻是無限的。

道德不是一頂「高帽子」，不是高標準的情操，相反的，道德是我們從自然人轉變成為自由人的「基本特徵」。動物沒有道德，只有人有道德。因此，「以暴制暴」的思維將人給縮減了，它讚揚憑藉快意恩仇而行事的行為，倡導大家採取和犯罪者同樣的衝動，鼓勵人朝向自然人的方向回退。「以暴制暴」不僅在邏輯上出了問題（「既然他用暴力對待別人，我就可以用暴力對待他。」這個命題不合乎邏輯，我並沒有因此而站得住腳，我是用他的錯誤來支持我的做法，我跟他一樣都是錯的），在倫理學上則是逃避了自由。

2.「正義暴力」比「邪惡暴力」更危險

反對廢除死刑的靜坐抗議活動中，有個「滴滴血淚，化為正義」的口號。此口號可以用來討論「以暴制暴」概念之中的兩個「暴」字。後面那個「暴」指的是犯罪者的邪惡力量所造成的暴力，前面那個「暴」指的是執法者或其他人為了裁判與消滅犯罪者，以正義力量所造成的暴力。這兩個「暴」，除了一個是非法的，一個是合法的之外，還有其它程度或層次的區別嗎？表面上看來，似乎犯罪者的邪惡暴力發生在前，是自私、殘忍、不人道的，而裁判者的正義暴力發生在後，是無私的（平撫受害者）、高尚的（保護社會大眾）、人道的（槍決不會受太多苦）。因此，大家或許會說，正義暴力是對的，有其存在的必要性。

然而，我反對這兩個區別。第一，時間先後的因果關係是不確定的。或許，並不是因為先有犯罪，才需要死刑。而是因為死刑一直存在於我們的社會中，才讓犯罪者在偏差的成長過程中，產生了「人可以處決人」這種錯誤觀念。第二，如果正義暴力是「高尚的」，那麼，我們隨時都可以用「為了你好」、「為了大家好」的名目，去做殘忍的事。例如，體罰是為了學生好，黑道火拼是為了社區和平，魔鬼訓練營是為了鍛鍊意志…等等。

正義暴力不僅遠離了道德和倫理，它甚至更危險，比邪惡暴力的摧毀性更強也更持久。因為邪惡暴力是個別進行的，而正義暴力卻集體進行的；因為我們知道邪惡暴力是錯的，但卻認為正義暴力是對的；因為我們這些一般民眾不會是血腥的惡徒，但卻極有可能成為正義的劊子手。如果「正義」之概念走到了這一地步，讓整個社會都「超我化」，它已然和道德背道而馳了，則我們就必須重新釐清「正義」和「道德」之間的關係。

3. 不再問「正義」，而要問「責任和義務」

為什麼「以暴制暴」經常被聯繫於「正義」？主要是因為「正義」概念本身出了問題。一方面，「正義」是屬於前現代時期的概念，是指在神權與君權的時代，由神祗或君王來執行賞善罰惡的判決，具有因果循環的警世效果。另一方面，「正義」是屬於現代時期的概念，從國家設計者的角度出發，秉持公平分配的政治原則，衡量大多數人的利益和福祉，把道德當成財貨一樣來進行分配或計算。前一種正義必然伴隨著懲罰，作惡的人要受到該有的報應；後一種正義則伴隨著補償，拿一條命換一條命，槍決了死刑犯，國家就再也不虧欠受害者了。這兩種正義所重視的乃是秩序與管理，而不是倫理。

啟蒙時期的康德，其倫理學強調「義務」(duty)，這不同於前面那種訴求著外在力量（神祗、君王、國家）的正義，而是訴求著我們每一個人的內在道德判斷與抉擇。「我的義務」即是：我如何摒棄自身的利益考量，做出自由的道德抉擇，而這個抉擇同時也具有普世的價值（是所有人都該選擇的）。此外，當代倫理學則強調「責任」(responsibility)，同樣也是訴求著我們每一個人的行動。「我對他人的責任」即是：面對他人的受苦與創傷，我如何付出相應的責任，以至於我不僅不會對他人暴力相向，不僅不會縮減他人，甚至，我會藉由他人而帶來我自身的變異。不論是「義務」或「責任」，都要求我們回到每個人自身，要我們捫心自問：對我而言，最艱難的倫理考驗是甚麼？我如何通過此一考驗？

為何我們總是脫離不了「以暴制暴」的思維呢？因為一開始的方向就錯了，一開始提出「怎樣才是正義」之問題，就容易落入以暴制暴的答案。此問題不僅陷入惡性循環的無解，也開展不出任何倫理學的向度。我建議，重新發問：「我的義務是甚麼？」或「我對他人的責任是甚麼？」

4. 兩個人，受害者與犯罪者

從義務和責任出發來看待死刑存廢議題，第一件事便要考量受害者（是指受害者家屬）。受害者到底要甚麼？通常，我們會用同理心去推想，理所當然認為受害者要討回一個公道，要平息心中的憤怒。如果所抱持的只是這樣的同理心的話，則我們把同理心設定得太粗淺、層次太低。失去親人所承受的是重大打擊與心理創傷，這會是一段漫長而艱苦的心理歷程，會產生怨恨（怎麼會有這種沒有人性的人）、憤怒（警察在幹甚麼？）、哀傷（為什麼是我？）、悲慟（誰都無法了解！我也不想活了！）、罪疚（我當時為何不阻止她出門？）等各種情緒的變化。所針對的對象包括犯罪者、執法者、當事人、自己、其他家人、社會大眾等等。

這麼複雜的心理創傷與變化過程，豈是簡單地用一條性命就可以處理的？單單用「一命還一命」做為整個創傷事件的收尾，好像只要賠償了一條人命，我們該做的就已經做完了。這樣的話，要嘛我們太貪圖便利，要嘛我們太粗心草率，我們只是在處理「事情」，而不是在處理「人」。我們太輕忽了受害者的深層悲慟，以及他們嘗試要穿越此悲慟並獲得解脫的努力。我們的粗淺的同理心，讓我們只注意短暫的情緒發洩，而沒有顧及長期的心理歷程與變化。受害者要的不只是一次性的安慰與安撫，而是需要長時間的深刻陪伴與協助。陪伴與協助包括：如何經驗各個階段的痛苦與悲慟，如何體驗撕裂經驗並穿越它，如何放下焦慮並獲得平靜。這才是我們的義務與責任。在這樣的陪伴與協助過程中，我們不是高高在上的，我們不是在施予同情。而是，我們將會被受害者的勇敢所震撼，我們在他們面前將會自慚形穢而自我改變。

從義務和責任出發，第二件事要考量的是犯罪者。犯罪者的產生，是生理基因的突變，還是教育過程有了偏差？我們當然不會支持前者。把犯錯的原因歸為「天生壞胚子」，這只是我們不肯承認自己教育疏失，為疏失行為找出合理化的藉口。既然教育過程有了偏差，那麼，我們的社會便要負起責任，我們每一個人便要負起責任。犯罪者的成長過程沒有受到適當的教育，他犯了錯之後，難道我們還不應該重新教育他嗎？改善監獄制度，讓監獄朝向教育化的方向（而非管理化），這同樣是個困難艱苦的工作，但是，這個工作不僅顯示了我們對於未來「人可以改變」的信任，也顯示了我們對於過去的教育失敗願意負責。

有人說，犯罪者如果認錯後悔了，他會發現自己過去的生命是全然無意義的，反而會希望以死來贖罪。若是如此，我會說，這正顯示了教育的工作才剛要開始。這個犯罪者尚未真正改變，他仍然是以錯誤的生命價值觀在思考事情，仍然是以一種方便、快速的處理方式在對待生命，不論是對待他人或是對待自己。真要贖罪的話，必須活著而改變才叫做贖罪，一死了之仍是在逃避贖罪。

討論死刑存廢與否的問題，包含了我們自身的恐懼和焦慮。這樣的恐懼和焦慮不是外在的，不是針對外來的暴徒，而是內在的，針對我們自身所面臨的倫理考驗。只有當我們不想承擔艱難萬分的、深淵般的倫理考驗時，我們才會把它簡化為只是防堵外在暴徒這樣的表面問題。